受訪的業內人士說，靠空運撐一家航空公司，不切實際，目前隨著各國疫苗普及率上升，開放各國門禁，開放各國商務、觀光等業務，才有辦法讓公司重回正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提到：年齡歧視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Ageism is a global challenge）。因為事實上很多中年以上的人在廣告行銷仍然做得順風順水
他告訴菲律賓每日詢問報（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我只是提醒她11月15日快到了。（中央社）明年菲律賓總統大選登記已截止，總統杜特蒂長女薩拉未登記參選，但11月15日前，仍可替補成為總統候選人。她多次在2022年菲國總統大選民調獨占鰲頭，但10月8日總統參選登記截止前，薩拉卻登記參選下屆納卯市長，跌破各界眼鏡，支持者也大失所望。2016年大選中，杜特蒂雖未於登記日前遞交參選表格，卻仍以這種方式替補成為「民主菲人－國民力量黨」（PDP-Laban）候選人。目前已登記參選的下屆總統參選人包括：前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獨子小馬可仕（Bongbong Marcos）、副總統羅貝多（Leni Robredo）、馬尼拉市長莫雷諾（Isko Moreno）、參議員賴克遜（Panfilo Lacson）、退役拳王巴喬（Manny Pacquiao）和前警察總長德拉羅沙（Bato dela Rosa）。
菲律賓政治策略諮詢機構PUBLiCUS Asia在參選登記截止後調查發現，小馬可仕、羅貝多、莫雷諾、巴喬和德拉羅沙支持度分別為49.3%、21.3%、8.8%、2.8%與1.9%。代表反對陣營角逐總統大位的羅貝多支持度也大幅成長。因此，難怪狄倫到了「自我」時期仍然持續廣受喜愛，但他那些沒有跟隨此一廣泛文化轉向的同儕則遭到遺棄。
然而，在後續年間，狄倫卻刻意從鼓舞社群建構與社會抗議轉向表達自己的個體性。英格爾哈特主張一九六○年代的物質富裕解放了年輕世代，讓他們得以轉向「自我實現」」他不可能知道就在他發表演說的同時，美國文化正發生一場巨變，將會從此反轉他這句話的順序和標點符號。早期的巴布．狄倫和他的同儕一樣，也以歌聲鼓吹社會正義。
（後來這段歌詞又出現在惠妮．休斯頓與奧莉薇亞．紐頓強的暢銷歌曲中。）這段文字代表了轉往個人主義的文化轉向。
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納京高（Nat King Cole）、艾拉．費茲傑羅甚至貓王頌唱著自我之愛。不過，這些各不相同的危機卻似乎具有相互增強的效果，造成一種全國的精神崩潰。文：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夏琳．蓋瑞特（Shaylyn Romney Garrett） 我、我、我的 我們經常從政治角度看待六○年代的大地震，但那場震盪也許在文化當中最令人感受得到，尤其是流行文化。不過，在一九六五年七月的新港民謠節（Newport Folk Festival），狄倫在演唱會中途從民謠歌曲改為電子搖滾的著名轉變引起了強烈反應（主要都是負面反應），包括他的音樂同僚也是如此。
英格爾哈特主張一九六○年代的物質富裕解放了年輕世代，讓他們得以轉向「自我實現」。如同狄倫，披頭四在一九六○年代初期也以和諧的歌聲頌揚人的同在相伴：〈我想牽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1963）、〈你只需要愛〉（All You Need Is Love, 1967）、〈只要朋友幫我一點小忙〉（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1967）。不過，這只是一九六○年代撼動美國的一連串刺殺事件當中的第一起而已。六個月後，約翰．藍儂以他的個人賣座單曲〈上帝〉（God）提出回應： 我不相信披頭四／我只相信我自己。
因此，難怪狄倫到了「自我」時期仍然持續廣受喜愛，但他那些沒有跟隨此一廣泛文化轉向的同儕則遭到遺棄。如同我們先前提過的，六○年代的文化革命呈現出來的形態，是年輕人抗拒一九五○年代令人窒息的「集體」，而追求解放與個人主義。
「學習愛你自己……是最偉大的愛，」這段歌詞原本出現在一九七七年的阿里傳記電影《勝者為王之拳王阿里》（The Greatest）的一首歌裡。我聽到的盡是我、我、我的／我、我、我的，我、我、我的。
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他們就開始感受到孤立與疏離，在〈艾蓮娜．瑞比〉（Eleanor Rigby）這首歌裡針對兩名男女唱道：「那麼多寂寞的人／他們都來自哪裡？」 到了一九七○年，披頭四已然解散，團員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從一個共同創作音樂的團體轉變為各自追求自我發現的個人。甘迺迪代表了一九六○年代初期的國家樂觀精神，而他遭到刺殺乃是一項無意義的悲劇，深深打擊了美國的天真。那是終極的完美風暴，這場風暴的強度促成了文化與政治的急遽轉向。那個重大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位藝人是巴布．狄倫，他的音樂根基是木吉他與民謠音樂，可見於他早期的走紅作品〈在風中飄蕩〉（Blowin in the Wind, 1963）與〈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1964）。一連串的危機 六○年代不只是文化轉捩點，也有一連串多層次而且互不相關的公共危機，造成許多悶燒已久的衝突爆發開來： 約翰．甘迺迪、羅伯．甘迺迪與金恩博士遭到刺殺 越戰 學生抗議 民權革命 都市危機與都市暴動 國內恐怖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暴力 婦女運動 避孕藥與性革命 反文化與藥物泛濫 傳統宗教與家庭價值受到史無前例的質疑 一連串的環境危機 水門案與尼克森辭職 停滯性通膨、石油短缺與經濟困頓 在某個根本層面上，這些全都是大致上各自獨立而且互不相關的現象。他的同代藝人以及合作對象包括瓊．拜雅（Joan Baez）、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皮特．西格（Pete Seeger），以及彼得、保羅與瑪麗（Peter, Paul and Mary），這些藝人都因為他們作品中的社會評論以及對兄弟情誼的呼籲而聞名世界。
對某些人而言，這一切都始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就是約翰．甘迺迪在達拉斯遭到槍殺那一天。把對自我的愛視為一種美德，而不是惡行，在一九六○年代晚期與七○年代成為新世紀運動（New Age）的「重點」。
這項轉變最明顯可見的地方，也許是在流行音樂。六○年代中期的搖滾樂團水牛春田（Buffalo Springfield）唱出「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到底是什麼還不太清楚」，即是嗅到了變化的氣息。
一 九七五年，他向哈佛的學生發表演說，說出了這個也許可以算是史上最短的詩句：「我？應該是我們。他們以樂團身分共同錄製的最後一首歌是由喬治．哈里森所寫，歌詞一方面是他個人對樂團的分裂所表達的不滿，同時也可以算是對六○年代從「集體」轉向「自我」的貼切描述。
流行音樂從「集體」改為「自我」的轉變極為明顯又極為迅速，幾乎可以精確指出發生的月分。然而，在後續年間，狄倫卻刻意從鼓舞社群建構與社會抗議轉向表達自己的個體性。萊克（Charles Reich）在《美國的新生》（The Greening of America）這部暢銷著作宣告了一種新的革命性「第三意識」，也就是不把「社會、公共利益和制度視為主要真實」，並且把「個體的自我接納為唯一的真實」。他以這句妙語概述自己的論點：「人不是只靠麵包而活，尤其是人如果擁有很多麵包的話。
「肇致」避孕藥的因素不是「肇致」越戰的因素，而「肇致」藥物泛濫的因素也不是「肇致」石油短缺的因素法律學者Alex Colvin對此表示，人們認為他們在大流行期間做出了很多貢獻，所以在經濟逐漸復甦、公司運作更好的情況下，他們想要更多回報。
根據《NPR》報導，一名聯邦勞工官員發現，亞馬遜的反工會方影響了那次的投票。這群草根自發組織的員工是亞馬遜工會（Amazon Labor Union）的成員，根據《NPR》報導，有10幾名工會運動者在週一拿著4個裝有同意書的塑膠容器到當地勞工辦公室，請求讓他們舉行加入工會的投票。
《美國之音》指出，在該次的動員中，亞馬遜為了阻止工人加入工會可說是煞費苦心，包含發放反工會的傳單、強制員工參加反工會會議，並頻繁傳訊息告訴員工，要他們和公司站在一起、而非與工會為伍。疫情帶來的勞工意識覺醒 今年春天，阿拉巴馬州的亞馬遜倉庫離成立工會只差一步，沒想到卻在工人加入工會的投票中止步。
更有創意的是，他們要求當地官員把倉庫附近的「綠燈」時間延長，好讓員工在下班後能迅速離開停車場，減少和工會運動者接觸的機會。如今，亞馬遜在紐約的倉庫工人團體，終於聯合了2000多名工人，向美國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提出工會投票申請，這是亞馬遜員工距離成立工會最近的時刻之一。從4月開始，斯莫爾和亞馬遜工會就開始收集紐約史泰登島（Staten Island）倉庫工人的連署簽名，並透過舉辦BBQ活動、分送水和咖啡、在火爐旁烤smores餅乾等方式來支持工會成立的投票。亞馬遜（Amazon）在美國是僅次於沃爾瑪（Walmart）的第二大雇主，但27年來，他們持續打擊公司內的勞工組織。
《NPR》指出，史泰登島的申請活動會是一場艱苦的戰鬥，幾十年來，工人們每一次的集結都被亞馬遜成功阻擋。斯莫爾表示，亞馬遜已經開始在倉庫周圍張貼反工會的標誌，甚至用有刺的鐵絲網來當作圍欄，限制組織可用的空間。
不過，史泰登島倉庫的組織仍非常活躍，從他們2020年3月開始抗議以來，已經提出了10項投訴，並聲稱亞馬遜干擾他們的組織工作。根據《ABC》報導，康乃爾大學調查的數據顯示，隨著疫情大流行，2020年發生了至少54次的罷工和8次的勞工抗爭。
儘管阻擋了無數次工會成立的亞馬遜，終究讓阿拉巴馬州的集結失敗，但這次相對以往卻有點不同，「這些工人看到自己在疫情中雖然被稱作『不可少』的，卻受到糟糕的對待，而亞馬遜獲得了巨額利潤」，羅格斯大學勞工研究副教授瑞貝卡．吉爾（Rebecca Givan）指出，勞工的集結是和疫情有關的。他們目前正在推動為紐約當地的7000名包裝、運輸業員工組成工會，以要求更長的休息時間、更好的醫療資源以及更高的工資。
